同招待这些使者,极尽地主之谊。我们论调一致,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,表示共赴国难,
抗战到底的诚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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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回忆》第三册
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,还没有完全表明。延安情况,也还有点五颜六
色,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,有国民革命军的,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。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
便帽,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,有外来客人时,他便戴上;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,有
红五角星徽,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&ldo;抗大&rdo;讲话时,他特别戴起来出台。
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,常避免戴帽,毛氏的举措,特别引人注目。也许毛氏要借
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。
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。七月下旬,南京与延安间,往返电商有关这
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。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,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
前线抗日。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,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,使红军不
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,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。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,毛
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,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。
这次改编工作中,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。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。驻屯
在延安附近的红军,主要来自第一、第二、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。这些军队系统不同,
地域及语言各异,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。以人数而论,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,陕北本地
人次之,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。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,使其互相牵制。
再又强调党的领导,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,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。
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,是对付南京的压力,使红军虽经改编,仍不致为广大
国民革命所消化,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。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
多人,连延安的后方人员,亦计算在内,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。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
编人数为两万多。这个争执的着眼点,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。为此毛
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,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
求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,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,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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