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,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。
我于一九二八‐‐三0年间,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《资本论》,对于经济学的造诣
很浅。而且多年厕身军旅,书本早已扔开了,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,如何能讲
经济学。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,并说如果我不肯教,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,这样,我只好勉
为其难了。
那时,各地的青年学生,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,学生们和从前一样,背着自己的行囊,
不辞跋涉与艰险,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。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,才到达目的地,还有些
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,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。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,&ldo;抗日的到延
安去!&rdo;这句话,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,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,也无异为丛驱雀,为渊驱鱼。
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。到了四月间,外来学生的
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,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,城内校址不敷应用,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
近,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,教员教材尤感缺乏,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。毛泽东在那
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,后来他所发表的的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
论》等文,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。张闻天、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,朱德则担任游
击战术等类的课程,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,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,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
个。
我讲经济学,每星期九小时,分排在三个上午,要在三个月内授毕。这是一个繁重和几
乎吃不消的负担。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,日夜准备我的讲稿,每天都要
工作到深夜。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,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,分别排列坐在那
里听我讲课。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,没有任何设备,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,除疾病外,
不会有人缺席,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,心无外骛,他们所提出的问题,也都是关于经
济学范围内的。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,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,都毫不影响他们
的求知欲。
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,幸好完成了任务,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,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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