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,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,但因掀起过大风波,于是在斗争方式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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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回忆》第三册
不得不较为缓和,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,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。这样,
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、王维周等,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,其他多数
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,积极学习。这样,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
下去。
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,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
的名义召开,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,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、秦邦宪、王稼祥、任弼时
等,以及董必武、林伯渠、林彪、罗瑞卿、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,参加会议的二
十多人,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。
会议开始,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,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
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,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,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
内有些学生,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,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,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,
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。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,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,
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,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。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,
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。
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,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、和张国焘的领导在
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。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
过极大贡献,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&ldo;罪过&rdo;。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,是共产国际和中共
中央领导的正确;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,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;而张国焘却是一贯
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。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,
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。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,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,不能不带有土匪和
军阀习气,得着机会,就要大反中央??????。
凯丰这位斗争主将,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。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,认为西
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,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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